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存在着极强的规律性。按照国防大学教授戴旭的观点（事实也是如此），千年以降的中日关系只存在三种模式，即：中国强日本弱，日本俯首称臣，两国友好交往（明朝中期以前都是如此，特别是在唐朝，日本每年都会进贡并派遣使团来学习）；中日两国实力相当，日本就会处心积虑，寻衅滋事以投机取利，打战争的擦边球（明朝后期至清朝前期，我国沿海一带不断受到倭寇侵扰史实可鉴）；日本强而中国弱，日本就必然会发动对华战争，八国联军（其中包括日本）洗劫圆明园、甲午海战失利后马关条约的签订、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至今历历在目。也就是说，除非中国能将日本远远的甩在身后，否则两国不可能一直相安无事。

    不仅中日关系如此，日本与周边诸国的关系也与之类似，如朝鲜、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无一没有饱受其战争奴役之苦。之所以日本具有如此强的侵略性，概因日本地狭人稠，物产匮乏，不向外扩张掠夺资源则难以为继。这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狼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所以，不管是在什么时代，日本都注定是一个挑起战争的“好事者”。

    二战结束以后，得益于美国的鼎力相助，日本得以在一片废墟上迅速重建并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对外的“狼子野心”继明治维新以后再次显现了出来。日本开始不断扩展军事实力，建造大飞机以及可做航母使用的超大型登陆舰，不断的向美国购买先进武器。与俄罗斯、韩国以及我国的领土争端都只是其走出亚洲，徐图世界，重建“大日本帝国”的缩影。我们不难想象，若有朝一日，日本经济持续走强，而周边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处于弱势后会出现怎样一个哀鸿遍野的景象。 

    殷鉴不远，“南京大屠杀”至今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而日本右翼势力却对此拒不承认，不断叫嚣着篡改历史教科书，国人除了愤怒还是愤怒。如今，日本再次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妄图染指我钓鱼岛，公然践踏我民族尊严。有恶邻虎视眈眈在旁，叫我中华儿女怎能不枕戈待旦，远虑救亡图存之道。我们绝不能坐视日本的“铁骑”践踏我中华大地，华夏儿女再受凌辱的历史重演。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唯一可以拿起的最有效的“武器”--抵制日货。

    早在2007年，中国就跃升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日本现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国）。日本在大量的进口中国的原材料后将制成品返销往中国市场。据统计，2011年的中日的贸易总额达到3449亿美元，占日本总贸易额的20.6%（在中国占9.5%）。这意味着，中国一旦断绝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将给日本经济带来非常沉重的打击，而中国所付出的代价还远未到“自损八百”的程度。抵制日货只是给与日本迎头痛击的第一步。

    当然，抵制日货也要付出代价。众所周知，日本的工业高度发达，在多个领域（如：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等）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生产的产品物美价廉。若进行全面的抵制就会降低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而且现在的中日关系虽然较为紧张但也还没到达剑拔弩张的程度。再者，我们必须明确“抵制日货”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拉日本“下水”而是逼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还我一个公道。所以，笔者提倡的“抵制日货”是一种有策略、有节奏的举动。如：钓鱼岛局势趋紧时，我们可加大抵制日货的力度，扩大抵制范围，相反的，若日本政府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则大可投桃报李，一定程度的恢复对日货的购买。在选择抵制日货的品种上我们应侧重于日本的重工业和支柱产业，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让“抵制日货”更有效率。最后，笔者要强调，任何针对日货的打砸抢烧都是不理智甚至是愚蠢的行为，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我们越过道德的底线--法律的同时，“受伤”只会是国人，日本不会有一毛钱的损失。

 
    长久以来，笔者一直坚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日本和日本军国主义，但事实证明，这两者已不可区分。日本的民众在政府长期的歪曲事实的教育和引导下已丧失了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沦为了孕育军国主义的“沃土”。所谓的“中日友好”不过是理想主义者借以自欺欺人的假象罢了。今天的钓鱼岛争端，若中国不示之以刚强和不惜一战的决心，那中日之间将必有一战，只是或早或晚，规模大小的区别而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衰荣辱关系到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当我们在各种媒体上痛斥日本的强盗行径和无耻逻辑时；当我们为政府的“不作为”和“软弱”而感到忿忿不平时；当我们与身边人热议钓鱼岛问题而义愤填膺时，请行动起来，将你满腔的愤怒和炽烈的爱国热情化为冲天的燎原之火--抵制日货！保我钓鱼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