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在特殊的年代被“安排”困在边远山区几十年，我除了少年时期一直营养不良外，还因山区小学教师的辛劳和清贫，与其他山区农家孩子差不了多少：没见过多少世面，没得过应有的“破胆”训练，以致当教师后多年仍然难愈怯场毛病。
但我的初高中都是在牛街读的，镇里的彝良二中比县一中办学历史长，解放前的校长还是中共地下党的干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因特殊的历史背景，曾汇聚了来自滇川最发达地区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南腔北调的老师们大多从品格到学养，从气质到才艺都堪称为人师表，我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与古镇文化氛围的潜移默化使我终身受益。
1980年我师专毕业后回到母校工作，六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我自认为忠于职守，勤勤恳恳，还做了学校领导，为母校和地方文化的发展尽过一片心效过一份力。再加上我又是牛街的女婿，我不仅早已把牛街当作第二故乡，甚至在很多场合默认了所有的友善误会--张老师是牛街人。
我在《36年，没有激情重温的回访》一文中说到的今年四月这次回牛街，一过盐津柿子坝就感觉到了“故乡”应有的大变化。二级公路又宽阔又平坦又少弯，客车的确是跑得风驰电掣。一过大石盘便见到已经扩建完成的二中新校区，来不及兴奋又是巨大的古镇石牌坊映入眼帘，原菜籽沟起的新街房屋都已“穿衣戴帽”，装饰成一色仿古川南立柱串架木板房模样。内兄家所在的原河坝街也全部修葺一新，他家的房屋还加高了一层，一楼改成门面出租，自家住二三楼，厨房和卫生间均以现代改在标准了楼上，儿女回家或亲戚来访都不再愁住处，我感到鼓舞：恢复古镇的政府行为的的确确给相关居民带来了实惠。
然而我的欣慰却在晚餐后意外地突然变成了纠结。本来兴冲冲地约了表姨夫和本家师兄等至今坚守家乡的知名人士，甚至就是为古镇重建吟诗作赋对楹联的骚人墨客们，以便在他们导游陪览的同时大家边叙旧边畅谈古今，特别是古镇恢复重建中文化品位问题。谁知一走到原校园大门口，我便被里面大大小小的蔬菜摊惊呆了，这儿分明就是一个拥挤的农贸市场!原来的教学楼临街一面被开成若干商铺门面，一个老板认出我来立刻招呼，原来是曾经的学生家长。交谈中我才知道，原来的一街和二街已全部拆毁，他家那幢才建不到20年的砖混洋楼被拆后，只得“被”搬到学校这狭窄的临时周转房暂住，但统一重建工程却因原县主要领导违规被网上热炒致去职而全面搁置了。
从小河沟对面起，原来熟悉的街道已全部消失，所有的房屋都已拆除，老牛街的影子一点都不剩了。我印象很深的百货组凉水井及井边的四季桂，也连同周边那些曾带着神秘的老房子一并杳无踪影了。扒光了梯步和保坎形成的边坡，显得很高很险，在这高而险的边坡之上有一个人工开凿的平台，说是将在此建农贸市场，平台后面是更高得吓人的边坡。我的记忆瞬间格外清晰起来，这道边坡就是曾令人敬畏过的花树基，坡度不小，坡上天造地设三棵大香樟树，点活了一坡风水，过去就有人将祖坟埋在这里，不想后来出了歪心眼把树干掏空塞秸秆之类进去再放火烧死了风水树，现如今又硬生生将这面坡削成数十米几近垂直的峭壁，我觉得不管怎么处理都会有地质安全隐患，而部分信风水的老辈人埋怨此举有伤地脉也不能简单当作迷信不予置理。有个老街坊严厉批评菜籽沟山尖上建亭子坏了整个古镇的风水，我也觉得发人深省。
面对满目拆迁后连基础都未处理的光地，看着钉死新建跨江廊桥入口的围栏，听着切盼回迁的老街坊们焦急忿懑的议论，我先前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此类“大手笔”工程一旦遭搁置，往往原计划的完工就可能遥遥无期，并且“折腾”过程中的走形甚至扭曲更难预料，而相关拆迁户特别是困难家庭所受的煎熬亦愈加深重。我为文坛中的乡党们悲哀：歌功颂德时多才，为民请命时乏术!
其实我自己也很无奈，我的关注不过属于闲云野鹤范畴。我和亲戚、同学、文友一起游览、探讨甚至争论，不过志趣相投，冷眼清谈，心却是热的。我还发现，基本修复而能体现原貌的文昌宫和完全新建而看不出共性的城隍庙，可算是建筑古迹恢复实绩已然问世，其余的将以何种风貌何时新生，却无法知晓。云南电视台《走遍云南•千年古镇彝良牛街》特别提到的临江吊脚楼，应是古镇临江民居建筑的突出特点，也应是古镇不可磨灭的一道靓丽风景，但不知为啥已经“穿衣戴帽”的所有临江房屋全无体现，我估计拆迁待建的原一二街都无古典吊脚楼特色的设计--哪怕仅仅是装饰性写意性的点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