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届的奥运饕餮盛宴在伦敦落下了帷幕，中国代表团取得了38枚金牌27枚银牌22枚铜牌的好成绩，位居奖牌榜第二位，这虽不及08年北京本土作战时那般辉煌却也是中国奥运军团的历史第二的好成绩。取得好成绩固然令国人欣喜不已，但我们若细究起取得这些金牌的历史大背景就会发现，在“举国体制”下，中国拿到好成绩是理所应当,拿不到好成绩是违背常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清王朝腐朽衰败行将就木，而饱受鸦片荼毒之苦的国人更是羸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鸦片对国人体质的戕害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在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的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上。那时，“中华民国代表团参加了接近三十个比赛项目，总共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后来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了撑杆跳选手符保卢进入复赛外，其余的参赛人在初赛就被遭淘汰，中华民国奥运会代表团全军覆没。”这对于当时拥有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是何等的耻辱，“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人讽刺又嘲笑民国人的漫画：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民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从那时开始，“东亚病夫”就成了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蔑称。”“东亚病夫”这个称号深深的刺痛了每个中国人的自尊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要在一片烂摊子上重建美好家园和重树国人信心非常艰难，非举全国之力不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这样成功的案例，从两弹一星到后来的歼八战斗机、核潜艇再到后来的三峡水电站、北京奥运会。逐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了官方的一种轻车熟路的思维方式。

    “举国体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举国体制”遭到了滥用，使用在了那些本不该举全国之力去办的事情上，比如说：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亦称竞技运动，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体育活动。或许真的是“东亚病夫”这个歧视性的称谓就像一座大山压得国人喘不过气的缘故，中国急于向世界证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素质已经焕然一新，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但是，要想让一个积弱多年的民族的灵魂体魄发生质的改变是何等的困难，必须经过大量的付出和数十年的坚持才能完成。中国不想等，也没耐心等。竞技体育恰恰为中国寻求“突破”的提供了最佳的平台，而像奥运会这样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尤其如此。

    为了能在如奥运会这样的竞技体育盛会上出成绩，我国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体制，涵盖政策的落实（组织结构）、经费的划拨（财政来源）、人才的培养（各级训练队）、人才的选拔（各级运动会）等各个层面。这使得中国的运动员比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具有更优越的训练条件、更系统的训练模式，当然也包括更长的训练时间、更大的训练强度。

    中国的体操运动员从四五岁开始训练，而外国的孩子此刻则在尽情的玩耍；中国的射击运动员可以不计工本的随意练习，而外国的射击运动员的训练量则取决于赞助商或者自己的钱袋子；每一名中国的乒羽国手都可以拥有多名高水平的陪练，而外国的选手则需要自己去找训练对手，自行安排训练计划。当然，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运动员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外国的同项目运动员。但即便如此，我们的运动员也甘之如饴，因为在国外，除了少数已经职业化的体育项目（如足球、篮球、中国的乒乓球等）以外，体育运动仍然属于一种“业余的即兴节目”，每一名参加奥运会的国外运动员都有着自己的职业，如：“女子赛艇单人双桨冠军，德国人斯托姆波罗斯基，是一名时装设计师；女子花剑个人银牌得主，意大利人特里利尼，职业是森林护林员；射击女子飞碟双多向冠军，美国人洛德，年龄25岁，大学生，所学专业是“动物和兽医科学”，其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兽医。”反观中国，我们的体育选手们只有一个身份--运动员。

    在中国，运动员是一项可以领薪水的前程远大的职业，只要你有天赋，肯刻苦训练，能出成绩，那你的命运将被改写，不说大富大贵也至少和寻常“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业”的模式判若云泥。所以，哪怕训练再艰苦再委屈，仍然有无数的中国人对从事体育行业趋之若鹜。政策、资金、人才资源再加上决心，万事俱备，出成绩指日可待。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打响了第一枪，夺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枚奥运金牌。那一年，中国夺得了15金牌、8银牌、9铜牌，列奖牌榜第四位。在随后的二十多年奥运征战史中，中国代表团屡创佳绩，几乎每一届都能在奖牌榜上位列前茅，更是在自己的家门口--2008北京奥运会上勇夺第一。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意料之中。如果再算上在其他不同层级的竞技体育比赛里取得的成绩，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说一日千里。
 

    中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然而，就像任何一枚硬币都有其两面性一样，在一面面光彩夺目的奖牌背后不光是鲜花和掌声，也有臭鸡蛋和嘘声。人们开始对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众说纷纭，非议不断。
 

    首先，世人关注的目光集中到了那些昔日风光无限现在却悲惨度日的运动员身上。郭萍，日本千叶马拉松比赛第二名，9岁便开始练体育，包括女子中长跑和马拉松等项目，她都曾涉足过。超强度的训练，导致她的脚趾几近残疾，不敢买鞋也不能去游泳或者浴池洗澡。看着郭萍的脚趾，笔者马上想到个成语-触目惊心；邹春兰，全国举重冠军，从1987年到1993年，共获得9块金牌，还曾拿过全国举重冠军。但在1993年退役后，邹春兰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最后在一家浴池靠搓澡谋生，每月收入不足500元；李朝辉，第一届城运会男子自由式摔跤冠军。正是在这场摘金比赛中，李朝辉负伤，导致双耳畸形。1996年，李朝辉退役，但除了摔跤什么也不会的他生活窘迫，妻子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离开了他。2010年9月，李朝辉被查出罹患癌症，生命进入倒计时，他为了能持续治疗甚至动过卖掉奖牌的念头。”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如恒河沙数，举不胜举。
 

    这些运动员从他们决定进入到了体制内去博个功成名就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放弃很多东西，包括童年的乐趣、学业、将来在社会上立足的能力，甚至还有可能牺牲健康。能如刘翔、林丹、李娜这样因体育成绩突出而广受广告商追捧最终挣的盆满钵满的屈指可数，而如李宁、邓亚萍、蔡振华这样实现成功转型的更是寥若晨星，大部分运动员将陷入到退役后缺乏谋生手段的困境中。国家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并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职业规划保障制度。其结果是，生活上的举步维艰逼迫一些退役运动员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或偷盗欺诈，或抢劫杀人，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其次，“举国体制”加剧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从而催生出违背奥运精神和体育道德的“怪胎”。前文中已经提到，在中国从事竞技体育行业有两种极端的结局，要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要么蝇营狗苟悲惨度日。另一方面，我国的体育官员也因为其政绩官运和治下的运动员的成绩是正反馈的关系而不断的向运动员施压。所以，我们的运动员们对于“出成绩，拿金牌”的渴望尤其强烈，这有别于国外大多数非职业化的运动员。成绩，对于前者来说是雪中送炭，对于后者来说则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为了能拿到成绩，一部分运动员开始铤而走险，服用兴奋剂。

     北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9公斤级冠军廖辉赫然在列，他被国际举联判处禁赛四年，禁赛期将至2014年9月30日为止；1994年广岛亚运会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11人(其中7人为游泳队)被查出服用兴奋剂，吕彬、杨爱华、熊国鸣等著名选手被禁赛；2000年奥运会前“马家军”血检超标；曾打破女子200米混合泳世界纪录并夺得98年世界游泳锦标赛该项目冠军的广西游泳选手吴艳艳在2000年雅典奥运会前尿检呈阳性，因而被中国游泳协会处以四年禁赛处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尽管在国际和国家的双重高压下，兴奋剂丑闻在我国有所遏制，但人心的欲望并不会就此消失，而会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不折手段。如：打假球、集体退赛、中国球员之间的比赛，一方主动弃权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