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发生了一起悲剧：年仅两岁的小女孩悦悦被两张面包车碾过，路过行人18名，尽无一出手援救，终被拾荒的阿婆陈贤妹所救，交由悦悦母亲送往医院救治。
 

    这条新闻一经曝光，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轰动，人们在赞扬救人者的同时对肇事司机和那18名冷漠的路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对此，笔者在动情悲愤之余，不由觉得深深的悲哀，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十多名路人对可怜的小女孩见死不救？其原因背后的根源又是什么？如何才能正本清源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答案已然超越了道德的范畴。
 

一、道德在不负责任的媒体报道下战战兢兢

    曾几何时，笔者扪心自问，如果自己也是那些经过的路人之一，会不会对悦悦施以援手，抑或是视而不见？答案似乎并不如之前想象的那样显而易见，种种救人以后的可能性如同枷锁一般的束缚住了笔者的手脚。如：这小女孩儿是不是装受伤，其父母就在隐蔽处等着请君入瓮？救了小女孩，父母会不会“反咬”一口进行讹诈？在这些大众看来冷漠，没有人情味，甚至卑鄙的逻辑却又是如此的无可厚非，其背后隐隐看到了不负责任的媒体这个始作俑者正在兴风作浪。

    在传媒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化的今天，媒体为了生存下去，常常为了挖掘有价值的新闻而绞尽脑汁。之前，如重庆的万鑫案、南京彭宇案、郑州李凯强案等事件在事实界定不清楚的情况下，一些媒体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标题和文字对案件施以了浓墨重彩，于此同时，具有积极引导意义的，客观的报道却因为无法吸引眼球，或被搁置，或被一笔带过。久而久之，诱导助人为乐反被讹的小概率事件逐渐被错误的认为是大概率事件。如此，即使是道德高尚的贤人也不得不掂量掂量利弊得失了，何况凡夫俗子。道义上的援助必须建立在自身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这也就是为什么路过18人，却无一上前援救的重要原因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施救者--陈贤妹，一个在世人眼中没有读过书的，素质低下的拾荒阿婆恰恰因为没有条件，或者说没有能力接受媒体不负责任的“熏陶”和“教育”，这才保留了一丝纯真的人性，拯救了悦悦。

    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和反思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充当的角色以及新闻审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取证难和单一法理审判思维让道德望而却步

    从悦悦被撞倒、碾压到一个个路人视若不见的经过再到悦悦被陈贤妹救起，整个过程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冷漠，血腥，刺得人眼睛发疼。也正是因为如此，案件性质的判断，肇事司机的相继落网，才变得水到渠成。与此相比起来，其他大多数“助人为乐反被讹”事件则显得扑朔迷离：没有明显的证据或证人，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连权威的事故鉴定机构也是莫衷一是，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报告。法庭诉讼变成了争吵、攻击、谩骂，结果往往是：法院出于保护弱者的需要，即使原被告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仍会判定被告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万鑫案如此，彭宇案如此，李凯强案也是如此。取证难，单一的法理审判原则让乐于助人者多了一层后顾之忧，隐约使人将助人与害己划上了等号。道德被摆在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进退维谷。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是否打破这种单一的判案模式，将原被告置于更为平等的地位上，尽可能的避免做出让助人为乐者心寒的结论。另外，我们的司法鉴定机关应该购置更为先进的鉴定设备，提高判断事故性质的水平，不让一个无辜者含冤。

三、保障体系不完善纵容道德沦丧
 

    在助人为乐反被讹确实已然成立的极端情况下，将其动机拆解，笔者相信“存心奔着钱去的”的是仍然极少数，相当一部分实属无奈之举。

    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看病难，看病贵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状。因此，处于社会中低层的老百姓往往会因为无力支付一场大病的医疗费用而致使家庭生活倒退数年，十数年，甚至是回到“解放前”。因病致贫让弱势群体，特别是其中的老弱妇孺对伤病讳莫如深，他们及其家人在遭遇类似“碰瓷”事故的时候往往会背负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对将来的生活忧心忡忡。转嫁灾难似乎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物质基础朝不保夕，何谈道德？

    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机制，让弱势群体不用再为伤病而患得患失将大幅降低“碰瓷”时道德风险，有利于形成社会良好风气，而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如今，道德审判已将肇事司机和那18名路过的冷漠行人剥离得体无完肤，但类似见死不愿救，不敢救的现象还会一直出现，甚至是愈演愈烈。这不仅仅悦悦一家人的悲哀，也是国人乃至整个社会架构难以承受的掩泣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