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那次血荒依然恍如昨日，全国的十多个城市的血站储血量不足正常值的一半，大量亟待手术治疗的病人不得不推迟手术的时间。那时，献血车开进了卫生部，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党组书记张茅、副部长尹力不得不用身先士卒带头献血的方式来号召国人献血。时至今日，群众献血热情不高，血站血量偏低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原因是双向的，一边是国人献血常识的缺乏，另一边则是国人对于目前的血液管理制度有存在普遍性的不信任。

    民众对献血的误解可以归结为主要的三点:一、认为献血对身体不好，伤元气；二、认为献血容易染上传染病；三、认为血站无偿采血，而病人却要有偿用血不合理。

    首先，医学上早已证明：“一个健康人的总血量，约占体重的8%，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约为4000~5000毫升。平时80%的血液在心脏和血管里循环流动着，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另外20%的血液储存在肝、脾等脏器内，一旦失血或剧烈运动时，这些血液就会进入血液循环系统。一个人一次献血200~400毫升只占总血量的5%~10%，献血后储存的血液马上会补充上来，不会减少循环血容量。献血后失去的水分和无机物，1~2个小时就会补上；血小板、白细胞和红细胞也很快就恢复到原来水平。”献血不仅不会损害人体健康，反而能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刺激骨髓造血组织，帮助骨髓保持旺盛的活力。其次，针对于可能因献血而导致交叉感染的情况，血站采取的措施是：“采血的器材如针头、血袋，都是由符合国家质量要求的一次性用品正规厂家生产，同时对购进的每一批器材，血站质检部门还要进行严格的抽检，质检合格后有效期内使用。而每一位献血者在献血时要进行皮肤消毒，用品一人一套，决不重复使用。”这从实质上和我们体检时的抽血化验无异，国人大可放心献血。再次，有偿用血的“偿”并不是血液的价格，而是血站对血液的采集、储运、保管以及临床输血、净化分离等成本的一种收回形式。这一点可从《献血法》第十四条得到确认。目前国家执行的统一收费标准为200ml/220元，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高达300-400美元的资费水平。

    如果说献血知识的匮乏还可以归咎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普教育环境恶劣的话，那么对血液管理制度的不信任则可算作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泛社会化”现象。在中国这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度，层出不穷的怪现象让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所有的事物都不得不持有怀疑的态度。对食品安全不信任，对政府工作能力不信任，甚至是对如红十字会、各种公益基金会这般的NGO的廉洁与否也不敢、不能信任。这种不信任感当然无可避免的波及到了血站乃至整个医疗系统。
 

    之前有报道称，有血站工作人员用血液来养花，尽管事后证明那些血液为过期报废品，但这也充分的说明有一部分血站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严格执行过期血、不合格血的销毁制度。这样的事实经媒体报道以后其效应显然得到了放大。窥一斑而知全豹，如同 “郭美美事件”爆发以后，红字会收到的捐款锐减一般，“血液养花”所折射出来的血液管理制度的“走过场”加剧了国人对于血站的不信任感而成为了国人抵制无偿献血的又一重要砝码。
  

    这种不信任感贯穿了血液管理的始末。在大约五六年前，献血后申请无偿用血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程序繁琐不说而且还因为涉及到了利益的纠葛而陷入到“踢皮球”的尴尬处境中。无偿献血的鼓励手段逐渐流于形式，这严重的打击了那些潜在的有无偿献血意图的国人，也使得哪些已经献过血的国人寒心。尽管在随后的几年，相关方大力的简化了报销程序，但是业已形成的印象和国人普遍对机构官僚主义的认知让“不信任”积重难返。无偿献血又多了一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