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普发兴学习的活动方兴未艾，党内再次掀起了一场向杨善洲学习的浪潮。
首先，让我们简略的了解一下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他1986年6月退从中共保山地位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施甸县大亮山兴办林场，一干便是20个春秋，带领大家植树造林7万多亩，林场林木覆盖率达87%以上。有人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共占地7.2万亩，其中5.8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他却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
杨善洲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在大亮山上植树造林,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充分的体现出其过人的意志和坚定的品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利益面前不动心，将植树所得的奖励以及毕生的心血-----数万亩的森林捐给了林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尤其可贵。
笔者在被杨善洲同志的事迹所深深打动的同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普发兴，想起了更早之前的孔繁森乃至焦裕禄和雷锋等人物。他们都是一个时期的先进模范人物，具有着类似的精神品质，不同的表现形式。站在历史的高度，这些树立起来的榜样毫无例外的被铭刻上了党和国家的意志，他们的使命便是前仆后继的释放无穷的榜样力量，去教育人，感染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已有33年，市场经济意识深入人心，物质生活呈现出多样化和供大于求的特点。这一方面使大幅的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准，使我们的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却也使得反腐倡廉工作更复杂更艰巨。灰色收入、裸官、潜规则、权力寻租等各种与腐败相关的“新”名词不断的挑战着这个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令我们气氛的是，在政府的高压监管下，贪污腐败仍然是扒了一窝又一窝，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们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腐朽堕落，接着一个个的落马，要么锒铛入狱，要么携款潜逃。这些昔日优秀的共产党员在钱和色的威逼利诱下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放下极端的腐败不谈,我们来看看大多数---庸。在机关单位中，上班迟到、吃早点、炒股、脱岗等现象司空见惯，严重的影响到行政办事效率以及公务员队伍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武汉今年上半年便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治庸风暴，其合理性暂且不论，至少说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平庸现象在武汉已经到了一个不治不可的程度，由此也可管窥全国公务员的平庸状况。
这些腐败的官员和平庸的公务员们学习过那些先进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吗？他们肯定学过而且比我们都更为深刻的学过。为什么榜样的力量并没有在这些人身上显现出来？在笔者看来有三大方面的问题。
一、法制不健全
新中国成立至今仅62年。这对于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法典在时间上仍然显得有些仓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撇开立法精神和出发点的时代局限性不论，社会的迅速转型让许多新问题涌现了出来，法律的修缮显然跟不上这个速度。许多漏洞，让投机分子有机可乘，许多空白，让腐败得以滋生。不仅如此，在对于职务犯罪的定罪和量刑上也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判罚仅仅是没收不明财产并判以不超过十年的有期徒刑。这意味着，只要腐败的官员抵死不承认钱是腐败得来，而检方又无法证明钱的来源确属贪污的话，腐败分子将逃脱死刑的危险，甚至在牢里待个三五年便可出来，照样潇洒快活。腐败的风险和成本大大的降低，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规定在世界范围独此一例。与之类似的颇有争议的法律条文在中国现有的法典里并不鲜见。
对于公务员的管理则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直到2006年1月1日，第一部规范公务员的录用、考核、职务升降、惩戒的《公务员法》才正式付诸实施。尽管如此，作为一部新法，《公务员法》立项不严谨，考虑不周全的地方还有很多，相关部门在执法时仍然面临着实施细则出台难，监督难，执行难等问题。有法难依，有法不依，法律的尊严遭到践踏。
二、体制不合理。
首先看腐。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民主党派人士很难参与党政机关的核心决策，妄谈监督；党内对各级机关单位一把手的监督往往属于“低一级”监督，也无法有效的实施职能，而在中国，腐败往往是从一把手开始；对上不对下的负责制,这样的制度只能导致官员们唯领导马首是瞻，不顾群众利益诉求，谄上欺下，背离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得群众监督也成了一纸空谈；过于集中的权力分配制度,在中国，各级单位的一把手往往党政一把抓，拥有最终的拍板定夺权，权力的过于集中使人治大过了法治。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下，权力走向了绝对化，绝对的腐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再来看庸。在很早之前，公务员就被各行业称为“金饭碗”，其工作的稳定性和舒适性不言而喻。而且，在各级党政机关中，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个人就可以干的事儿，分配给四五个人，而且时间充裕，很难不出现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的现象。完善的福利，理想的薪酬，轻松而稳定的工作，让人们对报考公务员趋之若鹜，这是社会对好逸恶劳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价值取向的扭曲。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下决心要打破这种局面，对旧有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革的原因之一。
三、激励措施不得力
追求物质享受是人的天性，这样的欲望在物质基础薄弱的年代长期被压抑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商品总量出现过剩，而此时的人们，特别是官员们的购买力却没能跟上,让其产生了付出远大于收获的想法。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对着严重失衡的心态，压抑已久的欲望在来了个彻底的大爆发，前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便是因此走上了歧路。随后，国家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大幅度调整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薪酬水平，但仍难满足其爆炸式膨胀的物欲。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有条件贪污的贪污，没条件贪污的平庸”现象的泛滥埋下了伏笔。
在公务员群体中，稳定性有余，流动性不足的状况十分严重，绝大多数的公务员长期处于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位置上，久之，公务员的积极性也就丧失殆尽；公务员的薪酬整体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大幅的提高，但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且这显然不能让公务员们心甘情愿的多干活路；稳定性有余的另一弊端就是没有危机感，不用担心失业，这基本上就等于没有进取心；长久以来形成的官僚主义且沉闷呆板的工作环境消磨了每一名新进公务员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除此以外，还能剩下什么。
对此，杨善洲也只能望洋兴叹。
杨善洲终将如同焦裕禄、孔繁森等人那样离我们远去，新的榜样还会不断的被树立起来，他们的道德高度让人仰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标杆式的人物才逐渐脱离了真实，被放上了神龛让人顶礼膜拜，然而也仅限于顶礼膜拜而已。榜样的力量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建立在费尽移山心力才能完成的健全的法制，合理的体制，有效的激励措施等基础之上，否则，榜样的力量非但不能无穷而且会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