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一般是指对社会上各自独立又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要素按照某种规则或规范进行调整或协调，使之成为统一体的过程或结果。社会整合包含有法律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等多方面内容。社会整合的最大功能在于维系社会的大致（不是绝对）和谐，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社会整合中有其独特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那么，如何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呢？ 

    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并不能天然地体现出来，需要党架构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并从政党组织特别是执政党的特点出发，以特定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种功能。 

    首先，实现党的社会整合方式的转变，从过多地运用行政权力，刚性的、一元的社会整合方式，转变为民主的、多元的整合方式。 

    党的社会整合方式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夺取政权时期，党的社会整合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动员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力量，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政权，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政治动员，同时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对于革命的对象采取强制性措施，如剥夺剥夺者。简言之，通过改变旧的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和占有量，造就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构成了适应当时革命时期需要的社会整合机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在单一的所有制、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党基本上以行政权力为主要手段，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建构了当时的社会整合机制，其特点是把全社会的人都整合到体制内，是刚性的一元的整合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和占有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隐含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党的执政基础的变化。这是一个隐性的变化。党需要重新架构社会整合机制，以便把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整合起来，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局面和尽可能广泛的执政基础。这种整合与党史上其他时期的社会整合相比，其根本区别就是并非要把不同利益群体整合到同一所有制、同一分配方式和生存方式中来，而是在不改变现存的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下，按照事物内在的联系，遵循某种公认的规则而和谐发展，其基本特征就是多元的整合，由此造成在整合方式上的变革，即以民主的方式为基本的整合途径。民主的整合方式实质上就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为重，同时尊重弱势群体，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建立多渠道协调、沟通机制，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以制度化手段维护社会公正等多种形式。 

    第二，实现观念的转变，确认社会整合最终以人民权利为本位，确认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诉求的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以执政为民为基本的执政理念。社会整合，从根本上讲，也要以保护人民权利为本位。在此之下，所有的制度，所有的治理措施，都要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社会确实有重大进步。比如，在2003年，中国发生了由孙志刚事件引起的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清理农民工被拖欠工钱等一系列维护公民权利的典型案例，被媒体和群众称为维护公民权利年。执政党与政府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前所未有地彰显出来。但是，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从某些基层单位不断发生一些冲突而又“打击越级上访”来看，还应在观念上进一步明确，不同利益群体对各自利益的诉求是正当的，是其基本的权利。长期以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就是把一些正当的利益诉求当作不正确的、非正常的现象，在服从大局的口号下遏制不同意见的表达。一般地说，“服从大局”并无错，但决策失误、不尊重群众利益的“大局”并不能促进社会发展，而防止决策失误、防止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最好地办法就是听取不同方面、不同利益群体群众的意见。因此，确认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正当性是形成良性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起点。 

    第三，实现党与群众团体联系机制的转变，即通过制度化方式，使诸如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不仅承担起党的助手的职责，还应真正成为他们所代表的群众意志和利益的表达渠道。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把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容纳在现行体制框架内。 

    中国现行的主要利益表达渠道是党政机关。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在特定范围内都有一定的整合功能，但这些团体、组织的整合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与中国的历史情境和政治体制的特点相关。并且，在单一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所有制成分单一，社会结构简单，因而沟通渠道单一的情况基本上不会构成大的问题。但是，在一个产生了深刻分化的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是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社会冲突。如果社会的包容性和整合能力较强，这种利益诉求、冲突会以制度化的方式被容纳、化解。由此对执政党提出的挑战就是能否通过架构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制度体系，以容纳这种利益表达。为了使这些利益表达有序化，法制化，不至于演化成激烈的对抗，有必要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前提下，强化传统的工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使之成为群众利益表达的渠道，进行社会整合的特定主体。对于最缺乏利益表达渠道的农民，也应有相当的组织以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其利益。这种制度安排，就与党的政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关。 

    在我们过去的观念中，一讲到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就抱有明显的担心，即担心这些组织会脱离党的领导。实际上，政党本身具有利益表达的功能，但在社会结构多元的情况下，单一的组织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利益都表达出来，即使为了决策的正确，也应该广泛征询各个方面的意见。更何况，可以通过法制的、制度化的手段规范各社会团体的活动。制度安排的作用之一，就是使各种利益表达成为体制内的正常行为。这对于党的领导来说，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恰恰是巩固了党的领导。可以通过这种转变，构建多种利益表达渠道，使社会整合有序化、规范化。在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某些群众组织行政化国家化，淡化了自己作为特定群众组织的特点。群众组织、群众团体如果不能表达自己所代表的特定群众利益，就丧失了这个组织的生存意义。惟有实行改革，真正成为特定群众的代表者，才能在社会整合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改善党对主流媒体领导方式，使主流媒体既承担起党的喉舌的责任，同时兼备人民喉舌的功能。 

    主流媒体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可以造成强大的舆论，在反映民意方面起直接的作用，并对人的价值观、社会道德的整合有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因其重要，所以党历来坚持对主流媒体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方式应与时俱进。中国的主流媒体历来被赋有传播党的思想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职责，党的喉舌的功能充分体现出来了。然而，只有当主流媒体同时成为人民的喉舌时，才能得到更广泛的群众的心理认同，其导向和整合功能才能在人民群众中转化成实际的效力。因此，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改善党对主流媒体的领导方式，可以更好地实现党的社会整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