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题并做出《决定》，意义重大而深远。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这是顺应世界上政党执政环境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所做出的战略决策。 

    最近二三十年来，政党执政的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政党政治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力。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发生新变化带来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新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规模逐渐缩小，而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加速发展，社会结构由所谓“哑铃型”向“橄榄球型”社会转变。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日益复杂，深刻影响了政党的活动方式。执政党既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基本群众，又要尽可能广泛地顾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寻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共同点。西方政党在纲领、路线上纷纷做出调整，多是出于这种考虑。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这种阶级阶层关系变化在发展中国家也陆续出现，并对政党政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实际上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作为执政党，我们也同样面临着怎样既坚持原来的阶级基础，代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同时又能最广泛地团结其他社会阶层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群众基础以及执政纲领代表谁的利益等问题，而且这些方面都必须作出积极的调整，都会有所变化。 

    第二，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影响。 

    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很多现代传媒工具。过去信息的传播是靠纸张和文字，后来有了广播，又有了电视，现在不仅出现了网络，而且还有手机短信。这些新的传媒手段的出现，使得民众了解政治、表达愿望、提出要求、行使权利都比以往更加便捷。同时，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这一方面有利于扩大执政党与民众沟通的渠道，更好地发挥执政党的教育、宣传和组织功能；但另一方面，又增强了民众相对于执政党的独立性，从而降低了执政党的影响力。如原来民众必须通过政党来实现的愿望，现在有些就可以不通过政党，直接通过媒体就可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与执政党的疏远。所以在现代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执政党如何继续保持自己的吸引力和社会动员力，有效地解决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政党政治疏远的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执政党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 

    第三，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变革也给执政活动提出新的要求。 

    西方国家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是科层制模式，科层制分层级、部门、职能，管理的唯一主体就是政府。这种科层制模式在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成为保证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工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弊端开始出现。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提高公共行政管理水平，近20年来，一种被称作“新公共管理”的浪潮从欧美国家向全世界扩展。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是一种灵活的、多样化的“治理”。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模式，它的主体是多元的，强调民众的积极参与，而不只是充当消极的被管理者。随着治理的推广，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如社会团体、利益团体、压力团体等，都成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执政党如何在这种新的力量对比中发挥主导作用，回应民众要求，协调社会力量，不断面临新的考验，需要在党的角色定位、执政方式以及党与民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新的思考，采取新的举措。 

    第四，世界政治格局和政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执政党能否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对执政有重要影响。最近二三十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一批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其中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内。这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讲非常不利的因素。另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依靠科技、经济优势加紧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化、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一个政党以及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不敏感，或者处置不当，就可能危及政权，甚至危及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思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必须密切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物的能力。 

    面对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各国执政党都在思考如何顺应历史潮流，更新执政理念，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地位。我们现在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也应该放在这样一个世界背景下来考虑。 

    其次，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党肩负的繁重任务，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决定》正是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和任务而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整个世界处在大变动之中，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超级大国依仗其经济、科技、军事优势，加紧进行新一轮战略扩张，竭力谋求长期的世界霸权，极力争夺和控制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战略要地和资源重地。经济全球化进程实际上由发达国家主导，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第二，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势头正盛，对市场、人才、战略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在这场竞争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危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崇尚武力、军事干涉主义的倾向在增强。新军事变革向纵深发展。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破坏。恐怖主义危害上升，给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带来严重威胁。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第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始终没有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党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牢牢掌握主动权。 

    从国内来看，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但必须看到，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任务十分繁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使我们面临着新的困难和压力。第一，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下一步要实现全面小康，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第二，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就进入一个关键阶段。现在我国正进入这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种是正确把握这一时期的特点，适时进行政策调整，经济社会就会继续快速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进一步消除发展面临的诸多体制性障碍，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和解决。第四，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加大。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不足，是制约我国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l/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近7年来全国耕地锐减1亿亩。我国目前正处于资源消耗强度较高的工业化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第五，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政治的意识不断增强，必然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第六，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增多，思想活动的选择性、独立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